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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彼乐土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编辑的无奈  

2010-03-23 10:14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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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最近发了一篇文章,前几天拿到样刊,展卷一看,心里很不爽。为何?编辑对拙文做了两种手术,一是乾坤大挪移,一是削足适小履。俺已经这个杂志上发过好几篇东西了,但是因为没有订阅,没有跟踪,不知道他们现在也开始搞摘要和关键词了,投去的稿子还是一如既往。摘要在我看来,好比一所住宅的照壁,有固气派,缺亦无妨。编辑从拙文中完整地摘了一段敝以为精彩的文字作为摘要,但是其做法是拆东墙补西墙——不,是补照壁,照壁有了,但是东墙顿如狗窦大开,寒风嗖嗖,编辑就不管了。此为乾坤大挪移。这家杂志发的文章一般都不长,俺也没敢写长,照着三个页面的篇幅写的。问题是摘要、关键词占了不少版面,三页就塞不下拙文的肉身了。可能编辑拿到清样一看,不行,得割掉一点肉,于是笔刀一挥,拙文的头一段又没了。于是下面突兀出现了“陈垣先生认为,古籍校勘中的‘理校法’是四法中最高妙者”,哪“四法”?其实是文章头一段就交代了的,无奈发表出来后不见踪影了。此为削足适小履。经此两种手术,拙文文气不顺,文采顿失(呵呵,如果有文采的话)。

       俺也是编辑,不过是出版社编辑,不是杂志编辑,虽然也痛恨每年稿子看不完,恨不能让作者把稿子都刻在竹简上交来,但是从不为成书后的篇幅费脑筋。恰如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惯了的成吉思汗的后代,不理解城里孩子们干吗非要在逼仄的楼群里闪展腾挪,玩那种名叫“跑酷”的花把势。——第一次写博客,写到这里, 发现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文学梦有死灰复燃之迹象。好,就此打住,赶紧收尾。以同行身份,吁请杂志编辑,理解你们的难处,也尊重你们的工作,但是,编辑工作以锦上添花、踵事增华为上,把长衣襟改为短打扮也可以更显精神,但是既要裁剪,也要接缝,才是一件完整衣裳。

       下面把拙文原貌贴出,鱼尾括号中是被移走或删掉的内容。这是一篇谈编辑技巧的小文章,当闲文来写的,因为牵扯进来几位名人,还算有点儿趣味性,可以当闲文来读。之所以贴出来,是想告诉认识俺的朋友,只看发出来的文章,俺简直不懂写文章的ABC,所以在这里留下一个证据,证明俺还不至于对不起教过我的老师。至于路过的各位看官,觉得这就是烂文一篇,一笑而过即可,千万别留骂言,俺是博客新手,经不起狂风暴雨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例谈理校法在书稿审读加工中的运用

 

【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其名著《校勘学释例》对古籍校勘的方法加以总结,归纳出四种校勘方法:对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。其中,“遇无古本可据,或数本互异,而无所适从之时”,必须使用理校法来定其是非。现代编辑对书稿中引文、注释等的审读加工,与古籍校勘多有相通之处,上述四种方法都大可借鉴,而启发最大者当属理校法。】

现代编辑审读加工工作量很大,要求编辑对书稿中的引文、注释等一一核对是不现实的。很多出版社出版的面很宽,即使是一本书,涉及到的专业门类可能也比较多,而个体编辑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。因此,很多编校问题很难察觉出来,尤其是那些出自名家权威的文字,在编辑看来,往往好像贴了免检标签。但是,笔者在终审时发现,虽然编辑失察的原稿错误,很多都是文从字顺、貌似正确,但如果仔细辨查,推理分析,都有其失“理”之处。如果能敏锐察觉,再有针对性地查找资料加以验证核实,往往就能找出错误之所在。而这种以推理分析发现书稿错误的方法,其核心部分与古籍校勘中的理校法基本相同,只是在最后环节可以查找资料核实验证这一点上有所区别。【因此,笔者认为,编辑在审读加工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理校法,对于提高书稿编校质量和编辑审读能力,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就要求编辑在审读书稿时,始终抱持怀疑主义的态度,对一切文字都作有错推定,稍有蛛丝马迹,即启动推理分析,找出失“理”之处,再加验证核查。久而久之,编辑就可以形成发现问题的敏锐意识和推理能力,不仅提高审读质量,而且提高审读效率。】

陈垣先生认为,古籍校勘中的理校法是四法中“最高妙者”,应谨慎使用,“须通识为之,否则卤莽灭裂,以不误为误,而纠纷愈甚也”。而书稿审读加工中的理校法,因为旨在发现问题,之后还可以查找资料核实验证,所以不妨普遍使用。编辑也不一定非得具备“通识”或高深的专门知识,只要掌握了编辑基本功,都可以使用理校法。下面举几个例子,都是原稿看似没有问题,初审和复审没有任何修改,而笔者终审时只是运用一些基本的编辑知识,通过理校法的推理分析,最终发现了严重的文字硬伤。

例一:

更早的《尚书》上就写着:“惟德动天,无远弗屈。”(惟有修德能感动上天,无论多远的人都能使之屈服)只要有道德就不怕人家不归服,不主张用大国的武力去征服小国。

这段话出自某名牌大学一位博士生导师的书稿。书稿中,“惟德动天,无远弗屈”共出现两次。此处是演讲稿,所以还作了白话翻译。正是这句白话翻译引起了笔者的怀疑。从语法上看,作者将“屈”译为“使……屈服”,无疑是将之视为古汉语中的使动用法。而使动用法是必须带宾语的。例如:

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

而以“远”为“屈”的宾语很勉强。从意义上看,以“德”“屈”人,搭配上也有贬义。因此,笔者查看了《尚书》,发现原文是:

惟德动天,无远弗届,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。(《书·大禹谟》)

显然,作者将“届”误为“屈”了,究其原因,估计是“届”的繁体形式“屆”与“屈”字形十分相似。笔者将“屈”改正为“届”,并将白话翻译改正为“惟有修德能感动上天,道德的力量无论多远都能到达”。

例二:

相反,《平话》本中,一开始是四行诗作为引子,然后写道:

昔日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,字文叔,帝号为汉光武皇帝。“光”者,为日月之光,照天下之明;“武”者,是得天下也。此者号为光武。于洛阳建都,在位五载。当日,驾因闲游,至御园……

这段话由于试图解释“光武”的称号而暴露了故事的口头来源。作为专供案头阅读而写的书,对这两位简单的人物根本毋需进行解释;而且,一位有学问的读者可能会被作者的好管闲事所冒犯。

这段话是一位作者书稿中的引文,出自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的名著《中国古典小说导论》。终审时,笔者对“对这两位简单的人物根本毋需进行解释”产生了疑惑,因为上文只提到汉光武帝刘秀。查找原文,发现这本书国内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,另一个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再版,更名为《中国古典小说》。上述引文出自1988版,2004版则删去“两”字,改为“对这位简单的人物根本毋需进行解释”。这样,矛盾就不存在了。但是,笔者的疑惑并未完全消除。为什么要译成“简单的人物”?刘秀显然不是一位简单的历史人物。看上下文,只有译成“妇孺皆知的人物”才合情合理。联想到初版的“两个简单的人物”,会不会是译文有错呢?带着这份疑惑,笔者查阅了英文原著,原来这句话的英文是:

In the text specifically prepared for reading, these two simple characters would have needed no explanation.

character既可译为“人物”,也可译为“汉字”,从上下文判断,夏先生的原意是:《平话》对“光”和“武”这两个“简单的汉字”还要进行解释,说明它原来肯定是说书人的底稿。可能译者长期从事文学研究,把character理解为“人物”已经成为一种心理定势,误将“汉字”译为“人物”。而2004版对1988版的修改,可能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曲为之说。笔者将上述发现告诉了作者,作者完全赞同笔者的意见,将这句话改为“对这两个简单的汉字根本毋需进行解释”。

例三:

1943年,我在老家的乡村小学读四年级,这一年来了一位叫张演群的老先生。……他这动作引起我这个10岁孩子极大的好奇心。……1955年我到广州上大学时,曾向演群老师辞别……(作者:张木桂)

这是一本汉语教材中的阅读文章,原文很长,此处截取一些关键句子作为推理分析的线索。文中的数字引起了笔者的疑惑。如果作者1943年10岁,那么他1955年22岁。22岁才上大学,显然与常情不合。此类阅读文章通常摘自网络或报刊,出处难查,笔者没有查找原文,但是为了不至于误导读者,笔者将“1955年”改为“1951年”。编辑很认真,看到终审修改意见后在网上搜索查证,发现作者确实是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。难道笔者的推理错了吗?既然可以找到作者资料,于是笔者也在网上搜索作者,原来作者是个名人,电视剧《虾球传》的编剧,出生于1937年。于是问题迎刃而解:确实是1955年上大学,但是上大学时只有18岁,10岁时是1947年,而不是1943年,教材原稿弄错了年份。遗憾的是,编辑查证时未加思索,否则自己就可以发现这个年份错误。这个例子证明,如果书稿有失“理”之处,即使错误不在这里,也一定会表现在别处,一定要紧追不放,才能保证图书质量。

上述三例,都是在审读中发现失“理”之处,通过查找资料加以核实验证。而理校法最高妙者,是经过合理推论,对无法或难以核实查证的问题,也能作出确信无疑的是非判断。下面举一个笔者读书时通过理校法发现错误的例子。

例四:

钱钟书才可以算大知识、大学问。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,但也必须“来者”了。

这是《万象》杂志2009年第7期发表的李泽厚与刘再复谈话录《共鉴五四新文化》中李泽厚先生说的话。笔者读罢觉得颇有疑惑。从语义看,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就是不可能出现堪与匹敌者的意思,又如何“必须来者”?从上下文看,上文中李泽厚先生说:“严复当年就说过,中国学人崇博雅,‘夸多识’;而西方学人重见解,‘尚新知’。爱因斯坦的新知、见解,难道不胜过一座图书馆吗?”隐约有不赞同钱氏学问的意思。下文刘再复先生附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,认为“您说得对,……要像钱先生拥有如此深厚的古典底蕴,恐怕是不可能了。”这说明李泽厚先生当时的谈话不应该是“必须”钱钟书这样的“来者”。

钱、李两位先生都是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名人,因此,笔者略微读过一些二人的著作,上述引文与笔者印象中李先生对钱先生的看法也不符合。李泽厚、陈明的对话录《浮生论学》(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)中有一段李先生对钱先生的评价:“我当然承认钱钟书是很难得的大学问家,博闻强记的确是天下无两,恐怕是前人、后人都比不上的。……他读了那么多的书,却只得了许多零散成果,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,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,永照千古,太可惜了。当然,这并不是否认他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。”这段话清楚表明,李先生并非十分地衷心欣赏钱氏学问。因此,笔者判断,《共鉴五四新文化》肯定出了编校问题。

没想到,这一判断竟然很快得到证实。《万象》2009年第9期发表了刘再复的《一字之差的说明》,指出《共鉴五四新文化》中“必须来者”是“无须来者”的误排,并解释李先生的意思是:“钱先生的学问虽大,但后人无须把他的学术之路作为唯一方向。其理由他在与我的对话中已做了解释,因为钱先生已把中国学术‘重博雅’的取向推向极致,后人最好多注意西方学术‘尊新知’的优点。”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不可谓不深刻、不重大,《共鉴五四新文化》中的这一文字错误也不可谓不南辕北辙。三审的任一环节,只要略加思考,都应该能发现其失“理”之处,进而向李、刘二先生献疑求问,避免这一不能算小的错误。

上述各例中,推理所据的都不是高深的专门知识,而是一般的文史知识或社会常识,不出编辑基本功的范围。一个编辑,对于自己所学专业内的书稿文字错误,应该具备一眼识破的能力,但是,对于自身专业之外的知识,是不可能求全责备的。相信除了少数文史专业出版社以外,大部分出版社的编辑都不会对《尚书》熟悉到可以一眼看出例一中的那个错字。但是,编辑有术,一个优秀编辑,除了要具备专杂兼备的知识结构这一硬实力,还要培养审稿技巧的软实力,大致可以归为专注的态度、怀疑的精神、敏锐的嗅觉、严密的推理和迅捷的查证。在审稿中运用理校法,对于培养审稿技巧是极为有益的。当理校法的运用成为审稿的一种习惯,编辑就可以成为吕叔湘先生所称道的那种“眼高手低”的编辑:“虽然我写不出来,你的稿子有什么问题,我可看得出来。”(吕叔湘《谈谈编辑工作》,《出版工作》1981年第4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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